那是一個斯德哥爾摩，沒錯，因為人人都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我們與綁架者共舞、高歌，在宴會的末了投票給他們，選出今晚的party’s king。一切像真的北國首都一樣，寒冷而歌舞昇平。
而這個斯德哥爾摩卻沒有諾貝爾和平獎。回頭一看，我發現它變成了一座不毛的廢墟，竹籬笆上爬滿了長刺的藤蔓，刺著裡面也刺著外頭。
都會傳奇
1945年的台灣島上，有5732枝電線桿，上面一共釘了25276個水龍頭，最後當然沒有一個流出水來。2649個外省兵不解地看著，這個島上的水竟不能公平地給他們喝。
「外省兵來台灣的時候，都買幾個水龍頭釘在電線桿上，以為這樣自來水就會流出來。」這出現在許多的口述歷史之中，甚至多到了已經不再是個人的經驗。我相信這應該是個真實事件，然而超越個體性地大量發生，經驗上實在難以想像。可是竟然從北到南，每個港口，每個人的阿公都至少有一個朋友，號稱親眼目睹了這項集體的愚行。
這是當代的愚人魔幻傳奇。而還有後日譚，到了1947年，這些愚者又蛻變為鐵蹄的鎮壓者，於是夾雜著恨意，「水龍頭的故事」遂成為怨懟與詈罵的重要題材。
大家各別發展著各自的Urban Legends，都會傳奇，比起單純的侮辱性詞彙，這些敘事要來的豐富而有厚度得多，偏見在其中也長得愈加茂密而生動。
「國民政府撤退的時候，從大陸的中央銀行，運來上百噸的黃金，所以台灣後來就有了經濟奇蹟。」這是對立者的敘事與史觀，替大陸民族帶來壯闊的海洋橋段，神秘的黃金，搭乘著神秘的輪船，在神秘的碼頭卸貨，就像是某種海賊一樣，於是，「我們」再也不是海賊王國裡面的他者。
有了這千古帝都搬出的寶藏，所謂進口替代，所謂美援，其實都是經濟史上面的虛構，這是屬於我們不可動搖的、北朝（鮮）式的主體神話。
而放在這個島上，更重要的潛台詞，大概是：「『他們』就是欠『我們』。」
「某某夫人晚上都會從輪椅上站起來，去跳迪斯可。」
這種話則是最近幾年的產物。說是最近，其實也已經有十年以上了，從某夫人的丈夫，以政權可能取替者的超新星姿態崛起之時，就零零碎碎地流傳起來。而我第一次聽到還是從親戚的口中，十足驚駭，主要是駭於這種言論她竟然可以說得出口，還活靈活現，害我有種遺傳學上的羞辱感，於是大家在餐桌上就吵開了。
多年以後，也是在家族聚會的餐桌上，我批評起一些人對往日理想的背離，幾個人同感地點起頭來，大表共識之意，然而我想他們對我「誤想的共識」，大概要比真正的共識來得多很多。
「所以，你現在相信那位夫人會跳迪斯可了嗎？」那位親戚不死心地又問了，雖然我猜她自己其實也並不這樣相信。
然而我已經懶得跟她爭執這個了。
跟友人說
致Ｌ君：
要是你看過五月十一日人間副刊Ｋ君的文章，就會發現，其實那比較像個答辯狀，他不厭其煩地在為「高級」、「低級」、「本省」、「外省」作詞彙的解釋，然而這些解釋，就像你在法庭上習慣會看到的當事人陳詞一般，只不過是揣摩審判者的心證，所做的自圓其說，遠不如行為現場留下的Exhibition A。
不知道他是刻意避重就輕，還是純粹地無知，他的問題不是在高級或是外省人，整個社會也不是。
在太平洋對側的你，應該可以簡單理解這樣的例子：在抽離語用的背景以後，單就字面、字義的層次，「北佬（Yankee）」與「黑鬼（Nigger）」這兩個詞彙，實在很難說哪個比較糟糕，雖然在發生學上，都是用來嘲弄乃至於貶損的詞彙。你使用「黑鬼」，不是討一頓打，就是吃上官司；而講「北佬」則似乎完全不會如此，至少肯定的是，他們還用這個當作棒球隊的名字，裡面還豢養了我們的國民希望，而他不是北佬更不是白佬。
「黑鬼」這樣的稱呼，強迫被稱呼者逼視他的劣勢處境，去提醒他那樣一個實際上的政治與經濟壓迫關係是存在的；而外國人呼起「北佬」時，當然存在著譏誚消遣之意，可是卻少有人在被如此稱呼時，認真地感受到被侮辱或是被歧視了。這也只是因為被稱呼者，並沒有立足在一個真正不利的境地。不去解消這一組緊張關係，則無論名稱如何改換，本質上的弱勢並沒有轉變。
「台客」這樣的稱呼，過去造成的種種不快，絕對不是因為這兩個字本身，台客究竟台不台，也不是重點，而是因為它指涉到的，是某種教育程度或經濟資源上的弱勢，或某種破敗鄉村與城市底層的文化，故彼時「台客」才會成為一個具歧視性的用語。
而現在政治地位的翻轉平衡，原本「台客」所指向的荒蕪已經消失了，所以這個語詞就不再是塊禁地，我們可以在上面栽植種種新的花蕊，並交雜出新的文化色彩。相對的，Ｋ某囈語的「高級外省人」，其實只是一種註定要失敗的、可笑的反撲，而在不致於受到真正嚴厲制裁的環境裡面，連壯烈也稱不上。
Ｋ某的另一個爭議，在於「台巴子」、「鬼島」之上。從台客到台巴子，則是另外一組論述。變化的不是客體，而是發言的主體。過去在島上壓制的那個主體崩解了，而另一個在島外的壓制主體逐漸崛起，台巴子一詞更體現崛起者的趾高氣昂，Ｋ某則選擇採用那個「大國之眼」。一個人不愛他的國家可以是一件小事，然而去認同的是什麼樣的東西，則相當值得評價。
其實，Ｋ某所鼓吹的「鎮反肅反很多年」，對戰爭的開門相迎（無論你認為那是內戰還是外戰）等等言論，才是最不堪的部份，他對此則未置一詞，選擇把最幽暗的地方留給了幽暗。
我略知村子一二
土城眷村的夜晚也曾經是那樣幽暗，而我以為那就是一般概念中的「鄉下」，每次要去外婆家，我們都說要回鄉下去。而我其實一點都不愛去。
小時候可能是某種強迫症，我畏懼皮面破掉露出棉花的椅子、有龜裂剝落的水泥牆面，以及殘有黃黑糞跡的舊馬桶。而不幸的，這些東西在外婆家全部都有。即使其實並沒有什麼味道，我也總覺得那邊蒸騰著腐敗的氣體。
每次回去的時候，都是冷濕的過年期間，往村子裡走的狹窄道路上，水溝邊側有許多被雨水泡爛的鞭炮殘渣，看起來就像是糞便一般，而更不幸的是竟然還真的有不少糞便參雜其間。於是，我就更不愛回去了。
不下雨的時候，大家都在村子裡的籃球場曬衣服。籃球場旁邊紅磚牆漆有幾個藍色的圓圈，一個圓圈裡面有一個白色的大字，組起來是反共的標語，詳細的內容倒是無從記憶了。那邊也是小舅帶我們放鞭炮的地方，我們放完鞭炮以後，那些殘渣隔天遇雨又會變成土色糞狀的東西。回村子裡過年，對我來說就是這種週而復始的循環。
其實外婆家，是中校眷舍，理論上合該是村子裡相當可居的了，但在外公過世以後，家庭階級浮沉，連母親都去工廠作女工了。再怎麼失修，理論上應該可以找出破落以前比人家好一點的所在，可我好好地回想了一下，實在還是想不出來。
據母親說，那個八○年代的女星□□□，也是出身自這個土城的海軍眷村，她本名叫作□□，進了演藝圈才拿掉一個字，改叫□□的，因為之前已經有個藝名取叫□□的。
而無論□□還是□□□們，以紅衣為誌的運動大起的時候，在電視上，都看到她們從海外返台（對她們來說或者是「返華」才對？）的新聞，一個興奮地搖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另一個說要趕快去捐一百塊。從那個時間點起，我就覺得那個運動必然劣化失敗。發起運動的小鬍子先生，被這群當年莫名其妙恨他入骨的群眾們，現在莫名其妙地簇擁起來，往著消費主義、褊狹地域主義和對舊時代鄉愁的方向前進。
「你們不認同這場以反貪為名的運動，為什麼？」某Ｕ報的記者問。
又一村
另一個我更加不熟悉的村子。2000年的選舉，我帶著一些更年輕的朋友，到這裡來發傳單。說村子或許太具有田園似的想像了，其實是改建過後連棟成叢的公寓大樓，一樓沒有住戶，都是架空相通的騎樓。
當我們通過甬道似的騎樓下，跟村子外面彷彿一般的下棋的、聽著收音機的、在涼椅上乘涼的，拿到我們的傳單以後，都崩地一下跳了起來。
中年男子們對著我們咆哮：
「沒有蔣總統，你們早就沒了。」（而最近久違的蔣總統又回來了。）
「小台獨，你們不怕打仗嗎？」（但不知道看到Ｋ某期待戰爭的文章，他們是否也會這樣質問他？）
有的人還作勢要打，其實只是舉個手而已，但是足夠嚇到大學生們了。算一算每個人發不到兩三張，就狼狽地跑掉了。
在我們逃出騎樓、踏出大門口之際，他們競相放起鞭炮來，一開始還以為我們竟然有那麼被討厭，宛如驅邪。回過頭去再仔細看，原來是另外兩組候選人的車隊來了，在村子裡各有大批的支持班底，彼此較勁起來。我們所推薦的選項，對他們而言，與其說是多麼地厭惡，更多的是不可思議，理所當然地不該在視野裡面。
與綁架者共舞、高歌
這個村子，和那個村子，都是反相的巴別塔，各種方言就像智齒一般，隨著牙醫技術的進步，一代比一代更徹底地從的口腔裡被拔除了，如今只剩下一種腔調。而言說的內容亦同。
村子裡的人沒想過要「講媽媽（爸爸、爺爺、奶奶）的話」，也忘記跟村外頭一樣，曾經有那麼多父老作過政治犯，就在□□□所興奮地搖晃的那一支旗子的統治底下。他們誤以為那面旗子是他們的光榮，那個關著大家的老監牢，是他們鄉愁的避難所。偶爾有走出來的人，卻又走不回去，非得要用更惡毒的話語來證明覺醒，難以同時認同村子，又認同村子所賴以繫足的土地。
我們的國家在民主化以後，許多不是共犯的人，卻被奇特的敘事綑綁，而加入了過去綁架的共犯。然後另外一群掙脫了的受害者們，卻也不那麼樂意回過頭來耐著性幫往日的難友鬆綁。於是，受害者與受害者展開了戰爭。
是什麼東西在綑綁？是「高級」的想像，還是對於「水龍頭」這一類故事的憤怨？總之是牢牢的綁著，一時難分難解。
那是一個斯德哥爾摩，沒錯，因為人人都得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我們與綁架者共舞、高歌，在宴會的末了投票給他們，選出今晚的party’s king。一切像真的北國首都一樣，寒冷而歌舞昇平。
而這個斯德哥爾摩卻沒有諾貝爾和平獎。回頭一看，我發現它變成了一座不毛的廢墟，竹籬笆上爬滿了長刺的藤蔓，刺著裡面也刺著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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