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工程問題。
我的身體雖然大致上還算健康，肝臟裡卻有十顆腫瘤，只剩下幾個月可以活了。
我是三個小孩的父親，太太是我夢想中的完美女子。我大可自憐自艾，但這麼做不論對他們或是對我都沒有任何好處。
那麼，我該怎麼度過這段非常有限的時間呢？
比較容易做到的部分，就是和家人相處，好好照顧他們。趁我還在人世上，我要深切把握和他們共處的每一個時刻，並且做好各種必要的準備，讓他們不至於在我離開之後不知所措。
另一個比較不容易做到的部分，則是該怎麼把我未來二十年原本會教給子女的事情提前教給他們。他們現在年紀還太小，沒辦法和他們談這些事。父母都想教導子女辨別是非，都想把我們認為重要的事情傳授給他們，也想要教會他們因應人生中的各種挑戰。我們還希望他們知道我們的人生經歷，藉此指引他們過好自己的人生。為了盡到父母的這種責任，我於是在卡內基美隆大學發表了一場「最後的講座」。
這類講座都會錄影存檔。我非常清楚自己發表那場講座的目的。雖然我表面上是發表了一場學術演說，但我實際上的用意是要製作一份瓶中信，希望這個瓶子日後能夠沖刷到我子女的人生沙灘上。我如果是畫家，就會為他們畫一幅畫；我如果是音樂家，就會創作一首樂曲。但我是老師，所以我在學校發表演說。
我在講座上談到生命的喜悅，談到我有多麼熱愛生命，雖然我自己的生命已經所剩無多。我談到誠實、正直、感恩，以及我所鍾愛的其他特質。我也竭盡全力不讓演說呆板乏味。
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延續我在講台上所展開的工作。由於時間珍貴，而且我又希望把時間盡量放在孩子身上，因此請了傑弗利．札斯洛（Jeffrey Zaslow）幫忙。每天，我都會在住家附近騎自行車，因為運動對我的健康至關緊要。在五十三次的長途自行車運動期間，我都一面騎車，一面透過行動電話耳機與傑夫通話。然後，他花了許多時間整理我口述的內容----事後想來，應該可以稱之為五十三場「講座」。他努力的成果，就是現在這本書。
我們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白，這一切都不足以取代一個活生生的爸爸。不過，工程的重點本來就不在於找出完美的解決方案，而是如何以有限的資源盡力達到最佳的成果。那場講座還有這本書，都是我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做的努力。
〈1 光榮退場〉
有很多教授都發表過題目為「最後一場講座」的演說，你可能也聽過這類演講。
這種演說在大專校園裡已然成為慣例。教授經常受邀思考自己人生的大限，藉此談論自己認為最重要的事情。聆聽這樣的演說，聽眾總是不免想到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經走到了盡頭，會有哪些智慧之語要告誡後人？我們如果明天就不在人世，那麼我們希望留下什麼樣的榜樣？
多年來，卡內基美隆大學持續舉辦「最後講座系列」課程。不過，等到主辦單位請我發表演說的時候，這個系列已經改名為「人生旅程」，希望受邀的教授「回顧自己私人生活與職業生涯的旅程」。這樣的描述看起來並不特別吸引人，但我同意遵循這項原則。他們把我的演說時間排定在九月。
那時候我早已檢驗出了胰臟癌，但我頗為樂觀。說不定我會是少數得以存活下來的幸運者。
在我接受治療的期間，主辦單位仍然不斷寄電子郵件給我。「您的講座內容會談些什麼？」他們問：「請提供演說大綱。」學術界的形式慣例絕對不能省略簡化，就算你有其他的事情要忙，甚至是忙著要保住性命，也一樣不能便宜行事。到了八月中，主辦單位表示已經必須印刷講座海報，所以我一定要決定演說的題目。
不過，我也就在那個禮拜得知了這項消息：最近一次的治療結果無效，我只剩下幾個月的時間可活了。
我知道我可以取消演說。別人一定能夠體諒。突然間，我有好多其他的事情要處理。我必須因應自己的哀傷情緒，也必須撫慰愛我的人。我必須投注全部心力，把家裡的事務理出頭緒。但儘管如此，我卻沒辦法把那場講座拋在腦後。想到自己能夠發表一場真正是人生中的最後一場講座，我就不禁躍躍欲試。
我能說些什麼？聽眾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我的健康狀況有可能讓我講完全程嗎？
「他們會讓我取消，」我告訴我太太潔伊：「可是我真的很想發表這場演說。」
潔伊向來是我的啦啦隊。只要我對某件事物感到熱中，她也總是一樣熱中。不過，她對這場所謂的最後講座卻頗為持疑。我們剛從匹茲堡搬到維吉尼亞州東南部，以便在我去世之後，能夠讓潔伊和孩子們離她娘家近一點。潔伊認為我應該把我珍貴的時間用來陪伴孩子，或者整理新家，而不該花時間撰寫講稿，並且跑回匹茲堡去發表演說。
「你可以說我自私，」潔伊說：「可是我要霸佔你。你在這場演說上花多少時間，就等於是浪費了多少時間，因為這些時間都不是用在陪伴孩子們和我。」
我了解她的立場。自從我生病以來，我就暗自發誓要順從潔伊的意思，尊重她的願望。我認為自己有義務盡力減輕她因為我的疾病而承受的重擔，所以我才會花那麼多時間為我家人將來沒有我的生活預做準備。儘管如此，我還是擺脫不了想要發表這場最後講座的念頭。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我發表過不少相當精采的演說。不過，在資訊科學系所裡被人稱為最佳的演說者，就像是被人讚譽為七矮人裡最高的一個。一時之間，我突然覺得自己還有更多的東西可以和別人分享。我覺得我如果把全副心思放進去，也許能夠提供別人一些特殊的東西。說「智慧」也許有些誇大，但這說不定就是我能夠分享給別人的東西。
潔伊還是不贊同我的想法。最後，我們只好向萊絲（Michele Reiss）尋求建議。她是一位心理治療師，我們在幾個月前開始接受她的諮商。她的專長在於幫助有成員罹患絕症的家庭。
「我了解蘭迪，」潔伊向萊絲醫師說：「他是工作狂。我知道他一旦開始準備這場演說，就會變成什麼模樣。他一定會把所有精力都投注在上面。」她認為我們目前面對的問題已經非常艱鉅，準備這場講座只會增加不必要的負擔。
潔伊不高興的原因還有另外一個：依照學校安排的講座時間，我必須前一天就飛到匹茲堡，而那一天正是潔伊的四十一歲生日。「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能夠共度我的生日，」她對我說：「你真的要在我生日當天拋下我嗎？」
當然，想到要在那一天拋下潔伊，對我來說也是相當痛苦。不過，我還是擺脫不了發表演說的念頭。我已經把這場講座視為我職業生涯的最後一刻，藉此向我的「職業家庭」道別。我甚至不免做起美夢，希望自己能夠發表一場精采的最後講座，就像即將退休的棒球強打把生涯中的最後一顆球轟上上層看台。我一直很喜歡《天生好手》這部電影的結尾。在那一幕裡，年老又受傷的主角哈布斯，奇蹟般地擊出了一記高飛全壘打。
萊絲醫師聽完了潔伊和我的說詞之後，才開口說話。她說，在她眼中看來，潔伊是個非常重視感情的堅強女性，原本希望花上數十年的時間和丈夫一起建立美滿的生活，把孩子養大成人，但現在我們能夠相處的日子卻突然壓縮為只有幾個月的時間。至於我，她則認為我還沒準備好要完全隱退於家庭生活中，更不打算就此放棄人生。「這場講座可以讓我所關心的許多人最後一次看到活生生的我，」我語氣堅決地告訴她：「藉由這個機會，我可以好好思考哪些東西對我來說才是真正重要，可以奠定別人在我死後對我留下的印象，也可以讓我在告別人世之前發揮一點正面的影響力。」
萊絲醫師不只一次看著潔伊和我坐在她辦公室的沙發上，緊緊抱著對方流淚。她說她看得出來我們對彼此非常尊重，也經常被我們努力要走好最後這一段路的決心所感動。不過，她說她沒有資格對我是否應該發表這場講座提供意見。「你必須自己決定。」她說，並且鼓勵我們認真聆聽對方所說的話，唯有如此才能做出對我們兩人都正確的決定。
由於潔伊對這件事情不太願意多說，所以我知道我必須誠實檢視自己的動機。這場講座對我為什麼這麼重要？我是不是希望藉此讓自己還有其他人知道我其實還非常健在？是不是想要證明自己還有足夠的毅力交出優秀的工作表現？還是我熱愛成為別人的注目焦點，只想最後再上台賣弄一次？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受傷的獅子還是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吼叫，」我向潔伊說：「這是自尊和自信的問題，不完全是虛榮心。」
實際上還有另外一項因素。我已開始把這場演說視為一道媒介，可以讓我參與那個我自己無法活著看到的未來。
我向潔伊提醒了孩子們的年齡：五歲、兩歲、一歲。「你看，」我說：「狄倫現在五歲，我猜他長大以後應該對我還會有一點記憶，但他實際上會記得多少？譬如你和我，我們現在還記得五歲時候的事情嗎？狄倫會不會記得我怎麼和他一起玩耍，或是我們曾經因為哪些事情一起歡笑過？他頂多只會留下模模糊糊的印象。
「還有羅根和克蘿怡呢？他們可能根本什麼都記不得，尤其是克蘿怡。我可以告訴你：孩子們長大之後，一定會經歷一段對自己的爸爸深感好奇的時期。他們一定會很想知道：『我爸爸是誰？他是什麼樣的人？』這場講座多多少少能夠為他們的問題提供答案。」我對潔伊說，我會要求卡內基美隆大學一定要把講座內容錄下來。「我會拷貝一片DVD給你。等孩子長大以後，你可以放給他們看，這樣他們就比較能夠了解我是什麼樣的人，能夠知道我關懷哪些事情。」
潔伊聽完我的話，然後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你如果有什麼話想對孩子們說，或是有什麼忠告要提出來給他們，為什麼不乾脆把攝影機架在腳架上，直接在客廳裡面錄下來就好了？」
這個問題可能問倒了我，但也可能沒有。一如叢林裡的那頭獅子，能夠讓我感到快活自在的棲息地，仍然是大學校園，在學生的面前。「我學到了一件事，」我告訴潔伊：「父母如果想對小孩說些什麼話，最好可以獲得別人的背書。我如果能夠讓聽眾在適當的時機歡笑鼓掌，孩子們可能會更願意接納我所傳達的訊息。」
潔伊向我這個大限不遠的表演者微微一笑，終於退讓了。她知道我一直想要找些方法為孩子們留下榜樣。好吧，也許這場講座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於是，在潔伊的首肯下，我現在面臨了一項挑戰。我該怎麼做，才能讓這場學術演講在十年或甚至更久以後還能引起我們子女的共鳴呢？
可以確定的是，我絕對不要把這場講座的焦點放在自己的癌症上。我的醫療過程就是這樣，我也已經一次又一次地經歷過了。我不想述說自己和這場疾病奮戰而獲得的洞見，也不想說這段抗戰過程怎麼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大多數人可能都預期這場講座的內容離不開死亡，但我堅決認為人生才應該是這場講座的重點。
「我為什麼獨特？」
這是我覺得自己一定要回答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也許能夠幫助我釐清自己要談的內容。我和潔伊坐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候診室裡，等著又一份的病理報告。我利用這段時間拋出各種想法，要她幫我一起參酌。
「得癌症不是我獨特的原因。」我說。這點毋庸置疑。光是胰臟癌，每年就有三萬七千名美國人罹患這種疾病。
我努力想著該怎麼定義自己的身分：老師、電腦科學家、丈夫、父親、兒子、朋友、兄弟、學生的指導者。這些都是我所重視的角色，可是其中有哪個角色真的令我與眾不同嗎？
我雖然向來對自己頗有自信，但我知道這場講座不能只是自吹自擂。我捫心自問：「我個人究竟有什麼東西能夠提供給別人？」
就在那一刻，在那間候診室裡，我突然體認到了自己的獨特之處究竟何在。這個念頭一閃而過：不論我有什麼成就，我對各種事物的熱愛其實都源自於我兒時的夢想與目標……，以及我在達成大多數夢想的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我突然明白，我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形塑我這四十六年人生的所有夢想──不論是深富意義的理想，還是各種怪異的幻想。坐在候診室裡，我知道儘管自己罹患了癌症，但我仍然真心認為自己非常幸運，原因就是我實現了那些夢想。而且，我之所以能夠實現那些夢想，則是因為有許多了不起的人物在我的人生路途上教了我很多東西。我如果能夠以我內心感受到的熱情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這場演說也許能夠幫助別人找到實現夢想的途徑。
當時我的筆電就帶在身邊。在這項頓悟之下，我隨即打了一封電子郵件給講座主辦單位。我說我總算想出了題目。「很抱歉拖延了這麼久，」我寫道：「題目就叫做『全力實現兒時夢想』。」
〈2 筆電裡的人生經歷〉
我究竟該怎麼把自己的兒時夢想列出來？我該怎麼喚起別人對兒時夢想的回憶？身為科學家，這實在不是我習於思考的問題。
整整四天，我待在維吉尼亞州的新家裡，坐在電腦前面，一面瀏覽幻燈片和相片，一面製作我在演說中所要播放的投影片。我向來偏重於視覺思考，所以我知道我不會寫下文字講稿。不過，我蒐集了三百張家人、學生，以及同事的照片，還有數十張能夠用於闡釋兒時夢想的滑稽插畫。我在其中幾張投影片打上了幾句話──短短的忠告或者箴言。我上台之後，這些語句就能夠提醒我該說些什麼。
我一面準備演說的資料，卻也每隔九十分鐘就起來和孩子們說說話、玩玩遊戲。潔伊雖然看到我努力維持與家人的互動，但仍然認為我花了太多時間在這場演說上面，尤其是我們才剛搬進新家而已。她自然希望我先處理家中堆得到處都是的紙箱。
潔伊原本不打算出席那場講座。她覺得自己必須待在維吉尼亞陪伴孩子，並且處理搬家後的各種事務。我一直對她說：「我希望你在場。」實際上，我真的非常需要她在場。於是，她終於同意在講座當天早上搭機到匹茲堡。
不過，我卻必須提前一天到那裡去。所以，在九月十七日，也就是潔伊滿四十一歲的那一天，我在下午一點半和她還有孩子們親吻道別，然後開車到了機場。我們前一天在她哥哥家裡舉辦了一場小型派對，提前慶祝了她的生日。儘管如此，我在她生日當天出發，還是會引起不愉快的聯想，讓她不禁想到往後的生日再也沒有辦法和我一起度過。
我在匹茲堡降落之後，隨即在機場和我的朋友史提夫．西柏特（Steve Seabolt）會面，他剛從舊金山飛過來。我們的友誼建立於許多年前，當時我利用特休到藝電（Electronic Arts）這家電玩公司短暫工作了一段時間，史提夫則在那家公司擔任主管。我們發展出親如兄弟的情誼。
史提夫和我互相擁抱，然後租了一輛車，一面開車，一面說著黑色笑話。史提夫說他剛看過牙醫，我隨即吹噓自己從此以後再也不必忍受看牙醫的痛苦。
我們在當地一家餐館停下來吃東西，我把筆電放在桌上，把我的投影片快速瀏覽了一遍，這時已刪減到兩百八十張。「這樣還是多得太誇張了，」史提夫說：「等你講完，大家都死了。」
餐館裡的女侍是個三十出頭的孕婦，一頭淡黃色頭髮。她走到我們桌前，電腦螢幕上剛好顯示出一張我子女的照片。「好可愛。」她說，然後問了他們的名字。我向她說：「這是狄倫、羅根、克蘿怡……」她說她女兒也叫克蘿怡，於是我們相視而笑。史提夫和我一再重複檢視我的投影片，由他幫我集中演說的焦點。
女侍送上餐點的時候，我為她肚裡的孩子向她賀喜。「你一定很高興。」我說。
「倒沒有，」她答道：「這胎是意外。」
她走開之後，我不禁因為她這句坦白的回答而充滿感慨。她漫不經心的答話就像是一道提醒：在人生的起始和結束，「意外」這項因素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名女侍意外懷了個孩子，但日後必然會對他疼愛有加；我則是意外罹患了癌症，而不得不拋下我的三個子女。
一個小時後，我獨自待在旅館房間裡，繼續刪減及重整投影片裡的影像，腦海裡仍然一再縈繞著我的子女。旅館房間裡的無線網路時斷時續，搞得我滿肚子火，因為我還在網路上找尋合適的圖片。更糟糕的是，我在幾天前接受的化療也在這時候開始發生副作用，出現痙攣、反胃，以及腹瀉等症狀。
我工作到半夜才沉沉睡去，早上五點卻在一陣恐慌中驚醒過來。我內心有一部分抱著否定的態度，認為這場演說絕對不會成功。我在心裡對自己說：「你想在一個小時裡講完一輩子的故事，難怪會搞成這樣！」我一再修改、重新思考、重新整理。到了上午十一點，才覺得總算理出了一套比較像樣的敘事結構，說不定可以行得通。我沖了個澡，換上衣服。中午，潔伊從機場搭車到了飯店，和我還有史提夫共進午餐。
我們在餐桌上的談話相當嚴肅，史提夫矢言一定會幫忙照顧潔伊和孩子們。
下午一點半，校方把我在其中度過大半生的電腦實驗室題獻給我；我看著他們揭開布幕，大門上方掛著我的名字。下午兩點十五分，我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又開始感到化療的副作用──渾身乏力、噁心反胃。我不禁納悶自己是不是必須把為防萬一而帶在身邊的成人尿褲穿著上台。
史提夫叫我在辦公室的沙發上躺下來休息一下。我聽從了他的建議，但還是把筆電放在肚子上，繼續修改我的投影片。我又刪減了六十張。
下午三點半，已經有少數人開始排隊等著聽我演講。下午四點，我從沙發上爬起來，把我需要的配備帶齊，準備穿越校園，走到演講廳去。不到一個小時，我就必須上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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